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给全体师生的回信中希望中国农业大学“弘扬优良办学传统”。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的回信中肯定了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解民生、治学问”“‘自找苦吃’”的行动和精神。在中国涉农高校，农业科学技术领域的师生长期保持着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科技创新、推广科技成果的优良传统，这已是普遍性的社会共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师生也同样践行着深入乡村社会，服务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办学传统。但对此，人们未必有深刻的感知和认识。人们常常认为，农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农业工程等学科可以为农民和地方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开展科技合作服务地方发展。但是，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如何参与地方发展，人们常常存在困惑和疑问。

在中国农业大学，一个由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师生组成的“农政与发展”国家级创新团队，自1994年第一次踏上河北省易县这片太行山区的土地，至今已有33年；自1999年扎根易县西部坡仓乡的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至今已达28年。作为该团队的负责人，我带领一批批老师和青年学生不断接力、参与其中。28年间，在地方各级政府和干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在这四个最普通的村庄持续开展乡村建设、消费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以及基于这些行动与经验的理论研究。我们深入村庄和农户，感悟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计，理解乡村社会的结构、逻辑与发展变迁。我们将理论知识与乡村现实、课堂学习与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行动研究的方式探索和试验农村发展的创新路径，并在行动研究的过程中进行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我们将村庄作为“行动育人”的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综合实践能力和深厚乡村情怀的农村发展人才。

本文回顾我们28年服务乡村的行动和过程，阐述每一阶段行动以及每一项活动背后的考虑和逻辑，总结28年坚持扎根乡村的体验与感悟，以及坚守学术田野的收获与影响。我们希望借此呈现涉农高校社会科学学科服务社会以及“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优良办学传统。

我与易县结缘可以追溯到1994年9月。作为“中德财政合作河北省白洋淀上游集水山地造林项目”的国内咨询专家，我参与了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的社会经济评估工作，在坡仓乡的桑岗村、南杜岗村以及其他一些项目村庄开展了调研。

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德国政府在林业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是，自1993年开展的“中德财政合作造林项目”（以下简称“中德造林项目”）占中国林业领域所有对外合作项目资金的一半左右，覆盖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项目的资金总额约1亿元。除了造林活动之外，项目还包括推广培训、技术服务、项目管理、监测评估等内容（苏明等，2003：7-10）。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学者，我负责协调10余个“中德造林项目”的中外专家技术服务工作，并参与河北、湖南、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德造林项目”的基线调查、社会经济评估、农户动员、农民培训、项目管理等具体工作。2003年，在中德造林项目十周年之际，我和另外三名德方专家荣获国家林业局颁发的“优秀专家”称号。

在中德造林项目的整体框架下，“中德财政合作河北省白洋淀上游集水山地造林项目”于1994年完成可行性研究，1996年开始实施，为期五年。项目区为白洋淀上游的涞水县、涞源县、易县和唐县。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实施期间，我曾在四个项目县的部分村庄开展调研，也曾组织项目农户开展访谈、座谈、培训等活动。但是，如大部分国际农村发展项目的咨询工作一样，虽然咨询专家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大多时间用在与各级部门的会谈讨论上，真正到项目村庄考察调研的时间相对较短，常常走马观花。罗伯特·钱伯斯将这样的发展咨询工作戏称为“发展旅游”（development tourism）（Chambers，1983：10）。在河北省这四个项目县的调研也是如此，我虽然到访过一些项目村，但对村庄的了解并不深入。正因如此，我深切地感受到，虽然做了很多农村发展项目，却越发不甚了解农村。

在此情况下，我一直希望能够选择一个中国普通村庄，通过长期驻扎来全面了解村庄和农民，并探索乡村发展的路径和一般性规律。在我看来，虽然全国有近80万个行政村（1996年），且这些村庄的发展状况、“两委”干部、治理方式、矛盾纠纷等各不相同，但村庄的社会结构、运行逻辑、人情世故和关系网络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鉴于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和执行能力，国家的任何一项“三农”政策在任何一个村庄都会有所投射。费孝通（1999：46）先生指出，“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显然，我们无法对全国所有村庄都进行深入了解，但若能对某一个村庄进行深入、全面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多村庄。

此外，自1997年，我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攻读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是农民生计创新，研究方法是质性的民族志研究。1999年，我考虑选择一个村庄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田野点。在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界，很多学者在整个学术生涯里常常建立和维持长期固定的田野点，我也希望这个村庄可以成为未来的长期固定田野点。我同时考虑，这个属于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田野（村庄）不宜太远，以便经常前往、深入调研。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我首先选择的是北京市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这主要是因为团队先前曾在该村开展发展项目，已经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基础。然而，在带领团队完成为期三周的参与式调研之后，我最终决定放弃该田野点。原因在于，该村位于北京郊区，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北京城区从事电缆沟开挖以及电缆铺设与维修等工作，留守村中的老人和部分妇女则主要承担看山护林等生态保护工作，而以农业或乡村加工业为生计手段的农户很少。整个村庄虽然环境清幽静谧，但缺乏内生发展的生机活力，对于全国大多数村庄而言，显得过于特殊。

此后，我考虑在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选择一个村庄。这是因为，我一直参与河北省的“中德造林项目”，且在四个项目县有过调研经历，与地方相关部门已经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基础。1999年2月，在河北省林业厅项目办的推荐下，我前往四个项目县之一的易县开展踏查。根据易县林业局的建议，我首先考察的是距离县城约10公里的流井乡流井村。该村土地比较平坦，耕地面积相对较大，多种植大田作物，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均处于全县前列。易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因此我希望继续考察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或中等之下的山区或半山区乡镇。

一日午后，在易县林业局的带领下，我坐车从县城往西行驶，首先经过的是梁格庄镇、西陵镇和大龙华乡。在这段约25公里的国道上，运输煤炭和矿石的大型货车不仅数量多而且车速快。行驶在这样拥挤繁忙的道路上，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紧张感。驶过紫荆关镇的泥瓦铺大桥之后，便是通向西南方向的山路，沿途皆是典型的太行山区地貌。此时的道路虽然蜿蜒曲折，但我能够感受到山区乡村的宁静，不时可见洁白的羊群在山上悠然觅食，还可见缕缕炊烟从农家房顶袅袅升起，此前的紧张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最后到达距离县城约60 公里的坡仓乡。在与乡里的领导简单接洽交流后，我们一起前往距离乡政府约4公里的桑岗村。当时的桑岗村还没有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铁矿石开采，出村道路和村内道路都是未经硬化的土路，整个村庄被青山绿水包围；村民虽然并不富有，但都积极乐观。尤其是，所见村干部和部分村民的面孔以及村庄的面貌令我回忆起，这个村庄是我此前开展“中德造林项目”调研时曾经到过的地方。在与县林业局、乡政府和村“两委”初步讨论后，我决定选择桑岗村作为未来开展发展实践和学术研究工作的田野，后来增加了相邻的苑岗村、南杜岗村和宝石村。自1999年，我带领团队在这四个村庄持续工作至今。

河北省易县坡仓乡桑岗村

通过回顾上述田野（村庄）选择过程，我希望说明的是，社会研究尤其是质性社会研究中的很多选择常常是偶然的、感性的，但却不是随意的、任性的，其中包含一系列基础原则和内在逻辑。对于田野的选择来说，信任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若有一定的前期信任作为基础，则非常有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当然，信任的建立、巩固与深化，是一个贯穿学术研究和发展工作始终的持续过程。此外，选择普通村庄而不是各方面条件都已经非常好的优等村庄或明星村庄作为田野，可以更好地呈现学术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普遍性特征。

这四个村庄的确是易县最普通甚至是落后的村庄。易县本身是2018年才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原国家级贫困县，而这四个村庄所在的坡仓乡的发展水平处于易县全部28个乡镇后20%的行列。县里各部门都认为坡仓乡是易县的“深山区”，在与我们交流时也每每感慨“你们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工作”！1999年，坡仓乡行政区划面积约70平方公里，下辖9个行政村；全乡共1 561户、5 857人，拥有耕地5 615亩、山场约8. 4万亩；农民人均年收入约1 000元。1999年，桑岗村共178户、696人，拥有耕地720亩、山场5 000亩；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红薯、大豆、花生、芝麻、豌豆、小米等；林果以核桃、板栗、柿子、苹果为主；养殖业则包括猪、鸡、鸭、兔子、牛、羊、驴等养殖；农民人均年收入约800元，主要来自外出务工、本地零工、农林种植与家庭养殖（Ye，2002：58，95）。其他三个村庄的情况与桑岗村类似。

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或几个村庄开展几十年的纯粹学术研究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对于旨在认识和解释社会的传统社会科学来说，我们是研究者，而乡村的干部群众是被研究者，二者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角色开展观察与被观察、访谈与被访谈等方式的互动。这样的互动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或许是可行的，但若持续几年或几十年，不仅很难开展，而且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也会逐渐式微。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将“做研究”放在其次，而将“做事”放在第一位。这里的“做事”是指与村民一起讨论、谋划和开展村庄与农户的发展活动，在很多时候就是“做项目”。可以说，自1999年，我们在这四个村庄28年的扎根过程也是28年的“做项目”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践行参与式发展工作方法，即与乡村的干部群众始终以伙伴关系来规划、设计和实施发展项目。在此情况下，我们每次进入村庄时都会先与干部群众谈论共同推进的发展项目工作，而非直接开始观察、访谈等研究活动。这会更加自然，村民和干部也不会感到自己总是被研究、被利用、被占用时间。在开展发展项目（工作）的同时，研究者可以进行主题多样的学术研究，这不仅完全可行，而且有坚实的信任基础。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够推动村庄和农户发展，践行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还能将村庄作为学术田野，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

我带领团队于1999年在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开展踏查调研，形成初步的发展理念和项目设计。我们将团队长期扎根这四个村庄、探索太行山区普通村庄发展路径的想法与计划提交给一个发展机构，并成功获得该机构的项目支持，一直持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持续深入乡村、脚踏实地开展工作的精神、成效与意义，使我们团队赢得了该发展机构的高度信任。在此期间，我们基本每隔3年向该发展机构提交一次项目申请，均及时获得批复和支持。我们提交的项目申请一般只是初步框架，具体内容和活动均是在项目执行期间进一步规划和细化。

在2000—2009年间，我们共申请获批三期项目总计535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在新千年伊始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带领村民打机井、装水管，让四个村庄的农民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带领村民首次硬化村内和通往村外的道路，解决了道路雨天泥泞难行的问题；组织村民修水窖、修大口井、修截潜流，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此外，我们聚焦村民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乡村活力重建，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织，为村民生产提供周转金和技术培训，为村庄配置电脑，建设图书室和文化广场，组织各种文化活动等。

（一）参与式规划

多年来，在农村发展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和农民相对落后，并高度崇拜外部专家和科学技术，因此乡村发展常常采用由外部专家和政府官员主导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的方式开展。这不仅遮蔽了千差万别的村庄特殊性，而且将农民看成被动的被发展者（叶敬忠等，2001）。这种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主导的乡村发展常常面临令人沮丧的现实——旨在实现增长和现代化的发展有时反而加剧了乡村的贫困，农业的发展往往更多惠及城市人口和富裕人群，而乡村人口在公共服务等社会体系中受益很少（Chambers，1983：146-147）。

乡村的发展必须以乡村人口为主体，以乡村人口的需求为导向。为此，作为项目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开展参与式规划，这也是我们实施项目的首要工作。无论是前期的踏查调研，还是项目执行计划的制定，我们始终与农民一起开展参与式基线调研，具体方法包括社区图、资源图、剖面图、贫富排队、季节历、每日活动图、机构联系图等。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农民小组采用直观展示的方法开展规划研讨，内容包括问题分析与排序、目标制定与排序、实施计划与年度计划制定、项目管理与监测评估等（叶敬忠等，2005：194，260）。在对问题、目标、活动等进行排序时，我们常常按性别组成男性小组和女性小组分别开展，并就地取材在不同选项下放置不同数量的玉米粒来表示不同的重要性程度。以桑岗村参与式规划对问题分析的结果为例，我们组织村民代表对桑岗村的发展问题进行识别和分析，并邀请11位男性村民代表和11位女性村民代表对识别出来的问题分别进行排序，最后加权得出总体排序结果。按照这样的方法，桑岗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序结果见表1（叶敬忠等，2005：293-294）。

总之，我们在这四个村庄28年来开展的所有发展活动，都是村民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以村庄人口的需求为导向、性别敏感、“以末为先”（putting the last first）的参与式发展方法（Chambers，1983：73，168）。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很多参加这四个村庄第一次参与式规划的成员，当时还是在读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而今他们不少都已成为知名教授；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坡仓乡科技副乡长当时才刚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而今已经退居二线。

（二）灌溉与供水设施建设

这主要包括农田灌溉工程和农户自来水工程。这四个村庄位于易县西部山区，干旱少雨，全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左右，集中在每年6—7月。一条漕河经过四个村庄，河水主要来自降雨，每年3—6月河中基本无水。在人均约1亩的耕地中，2/3是旱地，1/3是水浇地。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地下水和漕河河水，以打井抽水灌溉为主。村民饮用水主要来自山泉和井水，以各家挑水为主要方式。“用水困难”是村庄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桑岗村参与式规划的结果，“用水困难”的重要性在村民识别出来的所有发展问题中整体排序第二，在男性村民中排序第一，在女性村民中排序第二。根据农民对发展活动的选择，我们在每个村庄建设灌溉设施，主要包括打机井和修建灌溉渠道；在每个村庄修建自来水设施，主要包括打井，建设泉水储水池（窖）、储水塔、输水管道，配套抽水机电设备、自来水入户材料等。当地村民习惯在每处建设起来的灌溉和供水设施上标记上设施名称、竣工日期、资助机构等信息。因此，在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信息。

在灌溉和供水设施建设过程中，很多事情和场景令我印象深刻。例如，在我们第一次组织桑岗村村民研讨发展需求时，很多老人提出要建设“截潜流”。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一概念，后来村民解释这是拦截河道地下水流（潜流）的工程。漕河河道被大量石块、碎石、砂石填埋，虽然在非雨季时一般看不到流水，但表层下面一直有潜流流淌。若能在村里河道上建设截潜流，便可形成可见的表层水流，且在上游打井的话会有更多水量。村民说，这是他们几辈人渴望已久的大事，关系全村未来的收入和生活，是村里的希望所在。我们与村民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了这一工程，投资14. 3万元、总工程量达6 847立方米。在建设过程中，村民在工地上架起喇叭，播放戏曲，很多村民前去观看，如同过节一般。最终于2001年5月1 日在村口西侧约500米处，建成长80米、深5米的截潜流工程。

桑岗村截潜流建设

多年来，截潜流保证了桑岗村250亩水浇地的灌溉用水，在水源充足时还使原先的部分旱地变成水浇地，全村农户都因此受益。再如，桑岗村第一期项目饮用水工程是先从一个山泉水处建设储水池（窖），再铺设管道进入所有农户家中。由于资金限制，铺设的输水管质量不高，冬天有时会出现水管冻裂的现象，好在当时村里道路均未硬化，村民尚能挖开管道自行修理。而在后期项目中，这些设施已经得到不断的材料更新和质量提升。但无论如何，在第一期项目完成后，这四个村庄历史上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可以算作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又如，无论是灌溉用水还是饮用水，四个村庄都需要打井，虽然每次选址都是县水利局专家实地考察后与村民共同完成，但也不能保证每次打井都能成功出水。一次，苑岗村预算11 万元用于修建深水机井，这对村庄来说是大工程，村民期盼很高。但是，这一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却未能一次成功，钻头钻到100多米深时，下面还是坚硬的岩石，最终不得不放弃。后来另外选点，打井才终于成功。

（三）乡内道路与村内道路硬化

这主要包括从村庄到乡政府道路的硬化和四个村庄村内道路的硬化。易县多为山区，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许多山村没有通公路。坡仓乡地处易县西南山区，交通条件更差，出行非常不便。连接各村与乡政府的道路不仅狭窄，而且均为坑洼不平的土路，雨天极为泥泞难行。桑岗村的一位村民说，“去乡里的这段路不下雨的时候尘土飞扬，虽然颠簸一些倒也能走，可一到下雨天，泥泞不堪，想外出就太困难了，有些路段连农用车都过不去，更别说想拉货进村、拉农产品出去卖了”。这是制约村庄发展尤其是农产品销售的重要因素。在这四个村庄内部，所有街道均为土路，加之农民建房占道、农户垃圾外放、集体管理缺失等因素影响，村内街道不仅逼仄，而且常见脏乱死角。一旦遇到雨天，常见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更为泥泞难行，而且一般需要连续多日晴天才能把街道“晾干”。因此，“交通不便”是村民识别出来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根据桑岗村参与式规划的结果，“交通不便”的重要性在村民识别出来的所有发展问题中整体排序第一，在男性村民中排序第二，在女性村民中排序第一。

根据农民对发展活动的选择，我们硬化了两条从村庄通往乡政府的道路，一条从苑岗村开始，经过南杜岗村、桑岗村、高台村、坡仓村，再到乡政府，是东西方向；另一条从下苇场村开始，经过上苇场村，再到乡政府，是南北方向。虽然下苇场和上苇场两个村庄并非我们设计的项目村，但因为坡仓乡境内只有这两条主要道路，所以我们第二期项目的设计也包括了从下苇场村到坡仓乡政府的这条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水泥硬化工程均于2005 年8 月完成，极大地改善了坡仓乡的道路交通条件。此外，我们对这四个村庄的村内街道全部进行水泥硬化，于2005 年第二期项目中顺利完工。与先前的泥土街道相比，村内的水泥街道显然更加干净、平整，极大地改善了村民日常生活的条件和质量。这是四个村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水泥街道，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对于道路条件的改善，很多事情和场景令我记忆深刻。在这些工程实施之前，我们走在路上若遇到货车经过，往往需要往路边躲避，这并非主要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捂住眼睛和鼻孔，尤其是在春季，路上扬起的尘土非常严重。还有一次，一位佩戴助听器的儿童在村里街道小跑玩耍，由于前几天下过雨，街道比较泥泞，这位儿童突然摔倒，助听器也甩了出去，后来在好几位村民的帮助下，才在一堆泥块边上找到，幸好没有大碍。

（四）农户周转金

我们团队在这四个村庄开始扎根工作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元左右。显然，“缺钱”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必然面对的问题。一项在宝石村开展的调研发现，农户的金融需求非常强烈。在62户被访农户中，42户认为阻碍家庭生产、生计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少资金，57户表示在2001—2003年间遇到过资金上的困难。一般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主要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支持，而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具有隐性利息（叶敬忠等，2004）。无论是农林种植、家庭养殖等生产性活动，还是外出务工的路费支出以及子女上学、就医、日常消费等活动，农户家庭都可能面临“缺钱”的困难。例如，当时獭兔在市场上非常抢手，不少农户想尝试养殖，但又往往因没钱购买种兔而只能作罢。

然而，在前面展示的村庄发展问题重要性排序中，并没有“缺乏资金”或“缺乏周转金”这一项。这是因为，我们在与村民开展参与式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规划的所有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或者说村庄之所以面临诸多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均是因为缺乏资金。因此，我们不需要将“缺乏资金”作为问题之一。在村民识别出来的发展问题中，“养殖业落后”“农林产量低”“致富门路少”“农产品不成规模”“农产品销售难”“林牧矛盾”等均与农户的产业发展密切关联。若要发展可以增加收入的经济活动，显然需要适当增加规模或尝试一些新的作物、林果种植或家禽牲畜养殖活动。对此，很多农民家庭需要启动资金的帮助。为此，我们设计了农户周转金的项目内容。具体做法是，根据参与式规划中全村贫富排队的结果，在农民主动提出申请的前提下，从贫困农户开始，由他们首先使用一年，第二年向次贫困农户全额转交，依次类推。每年约30户使用，每户周转资金为1 500元，没有利息，用途不限，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家庭急用。在2000—2009年间，这部分资金一直在周转使用，有效地满足了农户发展生产或家庭急用的金融需求或资金周转需要。在完成农户周转金的项目目标之后，这笔资金被用于后期的村庄公共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在多年的资金周转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个别农户确因实际困难而无法在一年之后全额转交给下一户的情况。对此，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项目不能免除此类农户的转交义务，否则可能出现其他农户即使没有实际困难也不愿向下一户转交的情况。而对于真正出现实际困难的个别农户，我们主要通过动员团队成员或村中家境较好农户捐款的方式进行帮扶。在桑岗村，某年确有一个农户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团队成员最终捐款1 500元，送给该农户，再由该农户继续向下一户传递。

农户周转金发放

（五）农民能力建设

如前所述，我们在这四个村庄28年的“做项目”过程所践行的是“以末为先”的参与式发展工作方法，即村庄人口不只是被动的目标群体或发展受益者，而是真正的发展主体。所有关于村庄和农户发展问题的诊断分析以及发展行动的选择确定，都是村民和作为外来者的研究团队共同研讨做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选择主要是村民的决策结果，而我们团队更多起着协调、协助和推动的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与村民一起围绕项目活动的开展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找寻解决方案，并采取行动改进项目活动、推进项目进程、提升项目质量。这正是我们与村民以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和共同完成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陈向明，1999；Laws et al.，2003：339）。所有这些都对村民（包括村干部）提出了较高的能力要求。而作为长期生产生活在偏远闭塞的太行山深处的村民来说，他们的视野、科技文化水平、新技术使用能力等还远远不能满足开展参与式发展工作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需要。根据桑岗村参与式规划的结果，“科技文化水平低”的重要性在村民识别出来的所有发展问题中排序列第四。2000年，一项针对这四个村庄的调研发现，村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 78年，其中桑岗村为7. 70年，南杜岗村为8. 15年，苑岗村为7. 55年，宝石村为7. 85年。可见，这四个村庄村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或以下（Ye et al.，2009）。此外，农民获得培训的机会非常有限，即便有培训也多采用单向授课的传统模式，因此培训质量不高、效果不好。久而久之，农民会失去参与培训的热情（Ye，2002：250）。

为此，我们设计实施一系列旨在提升农民能力的项目活动。一是技术培训。我们多次在坡仓乡政府组织面向全乡农民的技术培训，在四个村的村小学组织针对本村村民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獭兔养殖、畜禽疾病防治、林果种植、药材种植、涉农法律等；培训教师有的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有的是县农业局、林业局等部门的专家，还有的是本地的农民“土”专家。二是考察学习。我们多次组织村民代表、村干部和乡干部到北京、云南、四川等地以及河北省内其他县市考察学习，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各种创新实践，新品种、新技术、新营销的应用实践，以及村庄动员村民、凝聚村民、组织村民的治理实践等。可以说，在易县469个村庄中，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虽然地处西部的“深山区”，且发展水平排在全县后20%的行列，但这四个村庄中曾走出易县、走出河北考察学习的农民数量一定排在全县前列。三是电脑配置与培训。2000年前后，电脑对村庄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为了配合项目实施和项目管理，我们在每个村庄都配置电脑、打印机、电脑桌椅等设备，并为每台电脑都连接上互联网。但那时的村民、村干部和乡干部基本不会操作电脑，更不用说上网了。因此，我们在四个村庄多次举办有关电脑使用和上网技术的培训活动。每个村的电脑都放置在农户家中，这些培训也都是在农民家中进行。我们当时的考虑是，若将电脑放置在村委会办公室，大概率会是无人问津的结果，而配置电脑就是为了让农民能够多接触、多学习、多使用，因此必须选择一个农民愿意也容易接近的地方来放置电脑。我们与村民一起想到的办法是，在全村征集愿意放置电脑的家庭，但条件是必须欢迎所有村民前去学习。例如，苑岗村就在村里张贴了这样一份“海报”：“中国农业大学给我村配备电脑一台，需聘一名在我村有威信、办事诚实、服务热情的电脑管理员。电脑放在被聘人的家中，管理员负责为农民提供电脑网络服务（无报酬），有自愿者请于明天到苑兴国家报名面试”。放置电脑那天，村里很多人前去管理员家，可谓热闹非凡。其中还有一些老人，我们问他们是否想学习电脑，他们说：“不学，就想看看电脑长什么样子”。总的来说，这些农民能力提升活动极大地开阔了村民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技术能力，激发了他们拥抱新生事物的热情。

（ 六）社会文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产量都得到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农民获得了充分的流动自由，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国家整体上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这是一种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这些变化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农村越来越失去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人们普遍崇尚物质增长的价值和商品化的观念，农村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和商品化，农村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网络、乡村社会的信任都面临巨大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共同体严重式微，很多村庄显得空荡、落寞和凋敝，不再是人们守望相助、支持互惠的宜居家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村经历了被社会遗忘的十余年（叶敬忠，2015：86-87）。2000年前后，上述现象普遍发生在中国乡村，这四个村庄正是当时广大乡村的缩影。每个村庄都有约一半劳动力外出务工，以男性为主，留在乡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三留守”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叶敬忠，2019）。从四个村庄的调研访谈以及村庄参与式规划等工作的过程来看，我们发现留居村里的老人、妇女，尤其是儿童，非常愿意参加被组织起来的集体活动，而且这四个村庄本来就有深厚的文艺表演传统。其中，桑岗村是远近闻名的文艺村，河北梆子、样板戏、狮子会、高跷会等民间文艺有过数年辉煌，现在还有很多人非常擅长吹唢呐、跳大秧歌等，元宵节三天大戏的传统保留至今。

村庄发展必须将农民动员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为此，我们设计实施一系列社会文化建设活动。一是成立妇女协会、老年协会、农民合作社等农民互助组织，并开展农户间日常交流、讨论学习等活动，实现了原子化个体农民的自我联结、自我组织、自我参与、自我团结和自我服务。这些农民组织的成立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活动，提高项目实施质量。例如，桑岗村为了成立妇女协会并配合农户周转金活动的开展，在村里贴出了这样一则“通知”：“为了方便妇女们的日常资金周转，丰富妇女们的文化生活，村里将成立妇女协会，望广大妇女踊跃报名参加。妇女协会成员将有资格参加以下活动：周转金的申请与使用、生活信贷的使用、参与秧歌队、参加培训、观看电影和科教片、其他文艺活动。请有意者于下午1 点至4 点到许润造或郝贺芬家报名”。二是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我们在四个村庄建设文化广场、篮球场，并配备成套健身器材。这些器材是我们团队从北京购买后运到村里安装的，在当地也属少见。此外，我们在村庄组织晚上集体观看露天电影，与村民联合举办文艺晚会，组织四个村庄开展秧歌、拔河、现代舞等文艺、体育比赛活动，每次都吸引了很多村民尤其是儿童和老人的热情参与。三是在每个村庄建设图书室，并购买实用生产技术、涉农政策、涉农法律法规、传统文化、通俗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平时阅读这些图书的多为儿童和男性老年人。四是开展村庄垃圾治理活动。这也是保持村庄干净整洁、文明宜居的重要活动。我们在每个村庄建设垃圾集中存放点，安排专人定期清理转运，并负责保持村庄整体环境的清洁卫生。五是在村庄黑板报上公示项目信息和实施进展。当地每个村庄都在公共区域有块黑板报，村庄有将重要信息在黑板报上进行公示公布的传统。我们从第一期项目开始，便将项目整体设计、项目活动、资金安排、参加农户等重要信息以及日常涉及项目活动开展的“通知”“海报”等内容在黑板报上进行公开，以便全体村民及时了解和主动参加。此外，为了保证项目活动的顺利开展和项目成果的维护管理，我们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如“图书室管理制度”“电脑管理制度”“周转金使用制度”等，并张贴上墙。这些社会文化建设活动有力地提升了项目实施的质量，增强了村庄治理的效用。

通过前面10年三期项目的实施，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的乡村建设工作得到全面推进，尤其是道路、灌溉用水与饮用水、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农民能力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也得到较大提升。这些乡村综合发展的行动主要聚焦村庄公共建设、能力建设和组织建设。但是，农户个体的产业发展和家庭增收进展依然缓慢，而且受制于太行山深山区的自然资源条件，除了外出务工，农户很难找到突破的路径。2010年，易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这四个村庄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 500元左右。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在完成10年乡村建设行动之后还能在这四个村庄做些什么？

2010年2月，我在意大利罗马参加“中国、巴西与欧盟的农村发展与政策”学术会议。在此期间，我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教授塞尔吉奥·施奈德（Sergio Schneider）等学者讨论了世界范围内新近生发出来的城乡食物对接现象。例如，在荷兰，一些小农场主将牛奶加工成乳酪、酸奶或其他产品，直接销售给城市消费者；在巴西，政府通过“联邦食品采购计划”（PAA）和“校餐计划”（PNAE）等政策设计，直接采购小农户的产品，为他们创造保护性的市场空间。在中国，一些农民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通过社会网络建立固定的消费者群体；一些返乡“新农人”带动村民将农产品与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一些社会组织、高校或科研机构探索推动城乡互助实践，帮助小农户构建新市场等。我们将这种新的市场形式和农村发展实践概括为“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叶敬忠，贺聪志，2019）。它是指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无限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市场”（van der Ploeg et al.，2010；2012）。

当时，中国的城市出现了食物消费转型和食物需求多元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规模化和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方式以及远距离食物流通中的化学添加与保鲜方式等带来的食物质量和环境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黄旦，郭丽华，2008），并引发城市消费者对食物质量的焦虑和信任危机。一部分城市普通消费者试图寻找主流市场之外的安全食物获及渠道。尤其是，一些消费者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生产过程和了解的生产者，更青睐受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影响较少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的更具地方性、自然性、稳定性和文化性的产品。他们愿意以适当价格与固定农户直接对接，信任其产品的质量，定期购买其产品（叶敬忠，贺聪志，2019）。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一位北京消费者在过年前从桑岗村购买了10斤猪肉。后来这位消费者多次说起春节期间烹饪猪肉时的深刻感触——每次都能唤起童年吃猪肉时的记忆和感觉，还是童年时的那种口感和味道，与平时超市购买的猪肉截然不同。这位消费者甚至说，这10斤猪肉给他们一家过年带去了满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城市出现的这种食物消费转型和食物需求多元化趋势，为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的农产品提供了特定的销售契机。对于这四个村庄的村民来说，他们拥有的自然资源就是一些小块土地、山地，多年种植的作物、蔬菜、林果和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有限的水源等。在此条件下，他们很难发展什么大产业，能够从事的就是在有限（相对较小）的土地或空间上，依靠有限（相对缺乏）的家庭劳动力，按照现有（相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艺，以有限度（相对固定）的生产规模，种植和饲养现有（相对乡土）的作物（包括蔬菜、林果等）和家畜家禽，以及加工有地方特色（相对传统）的食品。这是所有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农户包括贫困农户都可以顺利开展、没有多少生产风险的小农产业（叶敬忠，贺聪志，2019）。而四个村庄的这种小产业和农产品恰恰是那些寻找安全食物的城市普通消费者所认同的生产方式和信任的农产品。我们想，若将这四个村庄的农民生产者和那些城市消费者通过食物生产和消费进行对接，即建立“巢状市场”，则既可以满足农户增加收入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城市消费者获得健康食物的需求。而且对于农村生产者来说，贫困户参与这种“巢状市场”的需求比富裕农户更为强烈，因为通过农产品销售获得的现金收入对贫困户的家庭生计更为关键。

为此，在2010—2019年间，我们共申请获批三期项目总计525万元，用于探索试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以桑岗村和宝石村为主）。易县也因此成为中国消费扶贫的早期试验地和重要发源地。该试验致力于将贫困小农户（包括非贫困户）生产的健康农产品与城市消费者家庭直接对接，去除中间环节，创造一种新型扶贫路径。自2010年底，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与北京、保定的城市消费者家庭稳定对接，每20天左右送货一次，从未间断（除2020 年初新冠疫情导致2个月送货受阻之外）。参与的农户每年通过巢状市场获得的收入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巢状市场”由此成为一种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农产品销售的平台以及利用本地资源和市场对接的精准扶贫机制。这种扶贫方式以农产品为稳定连接，将乡村与城市联结起来，真正实现了互动发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推广价值。

（一）参与式基线调研

建立巢状市场帮助农户增收的思考与设计，是基于我们在这四个村庄10余年工作所形成的认识和分析而形成的。这种城乡食物对接模式虽在实践中已出现了一些可行的案例，但涉及的是荷兰的农场主、巴西的政府、中国的新农人等主体，对于太行山深处的这四个普通小村庄来说，能够提供哪些产品、如何组织产品（收集、包装等）、如何对接（运输、分配等）、如何计价和记账、如何保证质量等，都是需要面对的新事物和新挑战。巢状市场的真正落地实施必须继续坚持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式原则。为此，我们与村民共同开展基线调研。我们深入农户家庭，考察小农农业的生产过程与各类产品，并组织村民一起研讨交流、分析设计。

参与式基线调研发现，这些村庄一直保存着典型的小农农业生产形态，其特点是通过建立和巩固农户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资源库，实现种植与养殖的结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旱地和水浇地主要生产玉米、红薯、花生、土豆和各种杂粮。林地则栽种核桃、板栗、柿子、桃、李子、杏等林果。每个农户都种植一片小菜园，生产各种绿色时蔬。家庭养殖以乡土方式为主，主要产品有土鸡、土鸭、土鹅、柴鸡蛋、鸭蛋、鹅蛋、农家猪、山羊等。山上和田里还可以采到很多野菜、野蘑菇、中草药等。另外，红薯粉、红薯干、烧饼、卤水豆腐、柿子饼等是这些村庄独具特色的乡土加工食品。我们与农民一起踏查完成村庄资源与土地利用剖面图后不禁感叹，这片太行深处的小山村真是农耕文化和小农农业的鲜活博物馆。例如，根据季节变化和耕作经验，村民悉心种植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小米、黏高粱、芝麻、黄米、荞麦等各种杂粮，以及具有独特营养价值和食用特点的红小豆、黑豆、绿豆、黄豆、花生等五彩豆科作物。在并不起眼的小菜园里，村民每年可以种植至少40种绿色时蔬（含自然生长的可食用野菜），包括至少8 种根茎类蔬菜（胡萝卜、芥菜疙瘩、土豆、小洋葱、洋姜、乡螺菜、水萝卜、莴苣），至少12种叶菜类蔬菜（白菜、香葱、香菜、韭菜、生菜、芹菜、茼蒿、马齿苋、野苋菜、厚皮菜、菠菜、香椿），至少15 种果菜类蔬菜（番茄、黄瓜、茄子、辣椒、苦瓜、南瓜、佛手瓜、葫芦、豆角、扁豆、豇豆、丝瓜、西葫芦、瓠子、冬瓜）等。此外，村民还可以从山林中采摘至少4种食用菜类（榆钱、槐花、木兰芽、红松蘑）。这些丰富多样的地方性产品具有绿色生态的品质和乡土文化的特征，是很多城市消费者愿意获取的健康食物。这为巢状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多元类型食物基础。

（二）村庄生产者组织

我们在这些村庄已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和信任基础，因此将农户和农户生产组织起来本身比较顺利，但也充满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对农户生产的资源、方式和产品状况完成参与式调研的基础上，我们与村“两委”一起动员农户，并推动村庄内部的组织与合作。在桑岗村，在农户理解并自愿的基础上，我们第一轮选出20个口碑良好、相对贫困的农户（大部分是贫弱的留守老人家庭），组成第一批生产小组。参加生产小组的门槛主要是诚实守信，即能按照小农农业方式进行生产；其他方面的门槛并不高，只要有块土地和院落空间，就可以开展种植、养殖生产或乡土食物加工，因此几乎所有农户都可以参与。在此情况下，我们优先考虑相对贫困的农户，因为参加巢状市场的收入对他们的家庭生计更重要，他们的积极性更高。因此，参加的农户很多是当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而且一些政策兜底户也可以参加，他们虽然没有从事农业种植的劳动能力，但在房前屋后、山坡院落搞点养殖还是可以的。例如，一位患有中风的空巢留守老人，原本已无法下地干活，2013年春季向邻居借100元购买鸡苗在自家院落饲养，通过巢状市场出售柴鸡蛋，当年收入2 500元；2014年他购买更多鸡苗在野外山坡饲养，收入超过1万元。另一位患有糖尿病和眼盲的独居老人每年在自家院落养鸡十余只，通过巢状市场销售鸡蛋收入2 000余元。

在桑岗村，我们与村民一起选择三位具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村民代表（其中一位是女性），成立巢状市场管理小组。他们负责将一家一户的产品生产者组织起来，协调和监督生产过程、把关产品质量、组织配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等。经过几年的实践磨合和经验积累，村庄逐渐形成了相对有序的组织分工。截至2017年，已有16户专门负责屠宰加工、质量把关、包装、配送以及与消费者互动等环节，有105户参与生产，几乎包括了所有具备生产能力的贫困农户（即精准扶贫战略中设计的“产业发展和就业帮扶”对象）。按照生产能力和生产优势的差异，农户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产品供应分工。在此过程中，我们团队参与培育“巢状市场”的理念，协助村庄将生产者组织起来，并多次组织村民开会讨论，与村民一起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可以说，截至目前，17年的巢状市场建设过程也是17年围绕巢状市场开展行动研究，并不断完善改进行动、提高行动质量的过程。在巢状市场建设之初，村民收集分装好的肉类产品、时令蔬菜都会放在地窖冷藏保鲜，等待第二天凌晨送往北京、保定等城市消费者家庭；在村里配置第一台塑封机时，村民颇费周折才学会使用；产品包装开始用的是村民家里的废纸箱，后来是手提篮子，再后来则是巢状市场特殊定制的包装盒；农民组织从生产小组的形式，发展到后来的合作社，等等。在此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农民能力建设活动，如组织生产者前往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新农人生态农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云南省“绿耕”项目村、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等地考察学习，参加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大会、农民种子网络会议等并进行分享交流；针对生产农户尤其是管理小组开展绿色生产与生物防治、电脑与网络使用、新媒体与小程序使用等专题培训。正是由于这些努力，17年来，村庄每隔20天左右都可以看到村民尤其是老人带着孩子，或拎着一两只鸡鸭，或捧着一盆鸡蛋，或背着一筐粉条，或推着一车红薯……一起聚到巢状市场的产品收集点。这些生动的场景与村民面带的笑容共同构成了太行深处老百姓生计得到改善、生活充满期盼的亮丽风景线。

（三）城市消费者动员

与村庄生产者的组织相比，城市消费者的动员更具挑战性。最初阶段，我们将村庄信息、生产方式、产品特征等信息印在宣传单和易拉宝上，在北京的小区进行介绍和宣传。但是，这种方式的效果极为不好，几乎没有什么人感兴趣，甚至有市民以为我们是在推销保健品。此后，我们改变策略，从中国社会比较倚重的“熟人圈子”寻找突破。我们从邀请身边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开始，依托社会关系网络逐步发展消费者群体。18个家庭成为第一批消费者，之后，有过良好参与体验的消费者又不断邀请熟人亲友加入，使消费者群体以“滚雪球”的方式自发拓展、不断扩大。截至2017年，巢状市场的消费群体已经从最初的几个家庭发展到超过400个家庭，消费者累计达1 000人以上。桑岗村已经在北京建立8 个配送点，包括万柳小区、太阳园小区、玉泉路小区、中国农业大学东西校区等。与此同时，桑岗村生产小组凭借其不断拓展和建立的社会网络，与河北省保定市的消费者群体建立联结。宝石村也在北京建立3 个配送点，逐渐发展起覆盖100多个家庭的城市消费者群体。

对消费者的动员工作，核心在于建立起消费者对村庄、生产者以及农产品质量的信任。因此，在我们团队与城市消费者之间以及村庄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开展直接的人际互动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多次邀请消费者到我们学院开展学习、交流和研讨，向消费者介绍“巢状市场”的理念、村庄产品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特色优势等。我们多次组织城市消费者前往桑岗村、宝石村开展实地考察，他们吃住在农家，参观村庄生产或直接参与劳动，体验农耕文化，品尝农家食物。在此期间，我们组织村民与消费者开展直接交流和讨论。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这样的乡村参观体验效果非常好，每次归途，消费者都会带回大量村庄产品，包括白菜、鸡蛋、粉条、核桃、红薯甚至活鸡等。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巢状市场表达出很高的信任度：表示信任的消费者比例达95.1%，其中69.1% 表示通过一定时间的联结和交往，已经信任农户和村庄生产小组，26.0% 表示因信任研究团队或其他消费者，进而信任村庄（叶敬忠，贺聪志，2019）。

巢状市场城市消费者访问村庄

（四）产品对接与配送

产品对接的过程贯穿在村庄生产者组织和城市消费者动员的过程之中。2010年下半年，我们组织第一批潜在的城市消费者到桑岗村考察，拉开了“巢状市场”产品对接的序幕。很多消费者第一次进入太行深处的普通村庄，乡村平和安静的氛围与乡村人民的亲和感、小农生产的农耕方式与乡土特色食物的新鲜感令消费者兴奋不已。从村庄返回时，他们都会带上大量村庄农产品。在开始阶段，很多人无法想象未来“巢状市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有人认为这就是一种乡村旅游体验，只不过是回程时带点土特产而已。在此后的一年里，一些消费者希望继续获取村庄农产品，但由于数量不大，且当时没有乡村快递服务，因而我们团队成员常常会在结束村庄工作回京时，用自己的私家车帮助消费者带回需要的农产品，那时最多的还是柴鸡蛋。因此，我们的工作也被戏称是“捣蛋”。在此过程中，我们团队与村民一起完成产品数量的计算核对和销售收入的记账分发等技术工作。

随着这种少量产品对接活动的不断开展，村庄生产者的组织能力不断提高，产品的处理、包装、分装水平不断提升，消费者的数量和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在我们的协助下，自2012年，桑岗村的管理小组租用村里一辆面包车，开始独立开展农产品的组织、包装、运输、配送和与消费者的对接等活动，并且能够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网上下单和支付处理。在最初阶段，我们申请的项目为生产小组提供少量运输配送补贴，后来便不再需要。自2016年，“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获得政府扶贫系统的高度认可，县扶贫办为桑岗村专门配置一台产品配送车辆，还为巢状市场定制特殊的产品包装盒。令人欣慰的是，桑岗村的产品配送活动从未间断，开始时保持每月一次，后来提升至每20天一次；宝石村的产品配送活动自2016年开始，也做到了每月一次。在此背后，村民和其他很多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村民到北京的每一次送货，都需要在凌晨3点左右从村里出发，在途中办理车辆“进京证”，经过4.5小时车程之后将货物送到北京，再在我们团队志愿者的协助下，将产品送到各个配送点。在每个配送点的产品分发过程中，很多消费者也自发加入志愿者行列，帮助村民发货、收钱、记账。在将产品送达每个消费者家中之后，村民返回村里常常又是深夜。有时送货的日子恰逢下雨或下雪，但这都没能阻止村民进城送货的行动。那个时期，村民每次完成农产品配送返回村里的当晚，都会聚在灯下将销售收入一一发放给供货的村民。拿到收入的村民个个面带喜悦，他们聚在一起的场面也十分温馨。

2020年初，新冠疫情导致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受阻，村庄无法直接将产品配送到北京，这促使我们团队和村民共同寻找替代方案。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鼓励和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在受阻约2个月之后，村庄通过快递服务再次将产品与城市消费者联结起来。对于太行深处的小山村来说，“快递进城”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新鲜事物，在包装、冷藏、标记以及与快递公司对接等方面都需要学习并不断提高。在前期多年能力建设的基础上，村庄管理小组和其他村民一起成功完成从直接运输到第三方快递服务的转型。这种以快递为载体的产品对接和配送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村庄主要使用京东快递服务，村庄的各种农产品（包括肉类冷冻产品）第二天即可到达北京消费者的家中。当然，与以前的村民直接运输配送相比，农民需要从产品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快递费用，这对农民参与巢状市场的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快递的确给村民和消费者带来了不少便利。与此同时，快递服务导致村民（至少是送货村民）与消费者不能如以前那样经常见面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巩固造成了影响。

（五）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

对于巢状市场这样的消费帮扶行动，表面上看其重点是农产品的对接和配送，实际上其核心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建立与日常互动。在村庄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若不能建立起坚实稳固的信任，消费者不可能购买或不可能长期购买固定村庄的农产品；若不能保持顺畅的互动，则在产品对接配送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很容易产生误解或不信任。可以说，信任是巢状市场行动的核心和关键。没有了信任，这一行动不可能持续至今。为此，我们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渠道，进行城乡互动。除了产品配送交接时的当面交往外，巢状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还有多种日常联接与互动形式。

一是信息平台的沟通与交流。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微博、邮件等新媒体技术已经成为村庄生产者（生产小组与管理小组）、城市消费者和我们团队日常交流互动的平台，“巢状市场”理念、生产农户和生产过程、产品说明、质量反馈、食材烹饪方法、产品来源和配送明细、取货方式、配送组织与完善改进方法等均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在这些平台上交流和分享。这对于所有人，尤其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熟悉、逐渐使用的过程。在开始阶段，一边是村庄不同的供货农户以及每户提供的不同数量的不同产品，另一边是城市不同的消费者家庭以及每个家庭需要的不同数量的不同产品。如何在二者之间形成精准对接，需要清楚的思维管理和较强的逻辑计算能力。每次对接送货，我们团队都需要与村民一起在大尺寸的纸张上列表计算，并在生产农户和消费家庭之间完成对应连接。这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和多次多人核对，尽管如此，也常常出错。后来，一位来自万柳小区从事信息技术的消费者，志愿为巢状市场设计了一套供货和下单的小程序。自那之后，产品对接、下单算账工作变得极为轻松容易。而且，很多村民都主动学习使用手机新媒体技术来参与巢状市场的工作，现在从产品收货、组织分装、贴印标签、快递对接，到结算分配、售后服务等，均由村民直接完成。

二是城市消费者的村庄访问。很多消费者在闲暇之余带着家人（尤其是孩子）和亲朋好友访问村庄和平时产品对接的生产农户。他们吃住在农户家中，参与农事劳动，或采摘、爬山等，既获得了休闲放松，也增进了对村庄、农户和食物生产过程的了解。随父母访问村庄的孩子们最为兴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村庄的泥土和河边的沙子，常常在村里玩耍一两天后都不愿离开。孩子们在村庄可以认识各种植物，可以与牛羊等动物亲密互动。他们还会体验农耕，并为村庄老人和孩子赠送衣物、书籍等。这种对普通农村生活的感知和体验，对他们的价值观形成和人生发展都非常重要，因此家长也非常支持。很多消费者在访问村庄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技能为村庄百姓提供各种服务。一所著名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巢状市场的消费者，他们在访问村庄期间，为村民讲解急救技术、普及健康知识、开展义诊服务，与村庄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三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会。我们多次在村庄和北京组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交流会，双方聚在一起，就双方需求、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以及其他有关食物文化、健康理念、环境意识、乡土文化和城市信息等方面进行交流和讨论。在这样的交流之后，消费者和村民有时还会一起烹饪村民带来的各种乡土食材。在集体聚餐的同时，或进一步交流了解，或观看村民的传统文艺表演。这些互动了解是巢状市场消费者和生产者保持长期稳定食物对接关系的基础，双方建立起来的深厚信任是巢状市场行动持续至今的基石，双方的关系常常超出一般的买卖关系。例如，在村民送货期间，常有消费者邀请送货村民到家中做客。一位村庄老人将巢状市场中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产者的关系形容为“心换心、意换意”。

诚然，我们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互动活动，但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产者的信任还必须建立在保障和维持产品质量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创新多种机制来确保产品质量。我们与生产者、消费者共同构建一系列参与式质量监督保障机制。一是第三方监督。作为巢状市场的发起者，我们团队在村庄动员和倡导健康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作为第三方参与产品质量的监督，并协助产品的生产、组织和配送，和村庄一道探索此过程中的各种改进措施。二是可追溯产品来源和去向的实名制标签。巢状市场每份产品的标签上均详细标注生产农户和消费者的姓名与联系方式。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尤其是网络互动平台进行交流反馈，存在质量问题时可以直接追溯到具体农户。实践发现，消费者的监督对于产品质量和农户诚信意识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生产小组和村庄熟人社会监督。生产小组负有协调农户生产过程和监督产品质量的责任，他们对进入巢状市场的产品进行质量把关，并及时将消费者的反馈转达给农户，要求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的农户及时整改，暂停多次信用记录不好农户的参与。与此同时，在生产小组或整个村庄内部，每一个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均会因熟人社会的人际传播而广为人知，这对产品的质量起到了很好的内部监督作用。

尽管如此，由于城乡在食物质量标准与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在城市消费的便利惯性与村庄农产品的初级性之间存在冲突，在消费端的不稳定性与小农生产的有限性、季节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张力，在城市理性市场逻辑与乡村道义经济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围绕产品质量的疑问、解释、再疑问、再解释，伴随每一次产品的对接配送，从来没有间断过。例如，有消费者抱怨芹菜、韭菜等蔬菜不够鲜嫩，杂粮和核桃等坚果参差不齐，农户提供的一些地方性产品不知道如何烹饪等。针对猪肉、鸡和鸡蛋，城市消费者常提出问题：“后臀尖怎么这么肥”“排骨为什么不是纯小排”“鸡怎么这么大一只”“蛋黄颜色比较淡是不是因为喂饲料了”“鸡蛋怎么大大小小的”。再如，由于村庄提供的农产品只是经过初级分拣或加工，一些消费者对食材的“粗放”状态常感到难以应付。他们常抱怨：“鸡还是整只的，没有剁好，剁起来太费劲了”“肉块太大了，不好塞进冰箱，分割起来太费劲”。又如，消费者多偏好瘦肉和排骨，因此这些产品常常供不应求。在有的消费者抱怨连续三个月不能买到排骨的同时，村庄组织者也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解释说：“大家都喜欢排骨，不喜欢肥肉，但一头猪只有30多斤排骨，也分不过来，肥肉却很少有人要，只能留下自己处理”（贺聪志，叶敬忠，2020）。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生产者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真诚、真实的解释和澄清，尽管问题很多且源源不断，但每一次解释和澄清之后，都能得到消费者理解，被消费者接受。这是一种非常深入的城乡交流互动过程，也是城乡理解学习的过程。

（六）生态与文化建设

“巢状市场”是在常规无限大市场之外的一种市场形态创新，“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是在常规产业扶贫之外的一种扶贫方式创新。这样的创新行动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综合的设计和安排，需要在很多方面开展相应活动。在推进上述各种活动的同时，我们还开展种苗改良和乡村老品种保护，建立村庄“种子银行”；倡导示范生态旱厕；开展垃圾治理；帮助村民建设民宿等接待设施；与村民一起挖掘乡土美食；组织乡村文化活动和传统文艺表演；建设村庄图书室，重建村庄活力；等等。

在这些行动的带动下，村庄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乡土品种、繁育本地鸡苗和猪苗，以保护地方特色动植物资源和优良品种。2014年，桑岗村13个农户参与留存并种植12个乡土老品种，包括玉米、豆类、红薯和小米等，其产品全部被巢状市场的消费者购买，且广受好评。此外，桑岗村80%以上的农户在大田生产中已经开始减少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在蔬菜种植和畜禽养殖过程中则很少或完全不使用化学添加剂。参与农户还将部分收入投入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动中，带动了村庄互助与合作氛围的形成，也提升了生产小组的组织能力。可以说，这种以整体性修复为补充的乡村建设和发展行动兼具生态效益和文化赋能功能，对乡村生态修复以及乡土社会中农业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叶敬忠，贺联志，2019）。

经过10年的实践探索，“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已经得到顺利推进。村庄可以完全独立地开展各种活动，保持巢状市场的平稳运行，不再需要研究团队或地方政府的特别介入和特殊扶持。这也说明，巢状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否则很难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保持至今17年的不间断运行。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迅速成为这个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中发展水平还位于后20%的桑岗村等太行深处村庄，2017年之后的工作仍然以脱贫攻坚为核心，因此巢状市场消费扶贫仍然是这些村庄发展工作的重点。2018年，易县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国所有贫困村全部出列。自2021年，包括易县在内的全国脱贫地区进入5 年过渡期，核心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在此背景下，我们团队开始思考，在10年“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之后还能做什么？

首先，对于桑岗村这类太行深处脱贫村庄来说，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首要工作仍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此，尽管不需要外部支持，巢状市场消费帮扶仍然是村庄工作的重要抓手。巢状市场顺利而成功地运行至今，这保持了村庄发展行动的连续性。其次，此前21年的工作主要是在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这些西部村庄开展乡村建设和小农产业的消费对接帮扶工作，未来应该考虑把“巢状市场”这类成熟模式拓展至易县其他乡村。再次，全国很多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主要做法是打造重点村，重点村的选择要求是具有很好的资源基础、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这样打造出来的重点村不仅不具有示范作用，反而加剧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叶敬忠，刘娟，2023：309-310）。这显然不是我们团队探索乡村发展的理念，我们更需要在如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找寻乡村发展振兴的路径。最后，在扎根太行深处乡村21年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跳出“具体村庄的发展”这一视野，结合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和期待，总结和凝练哲学社会科学在投身社会服务过程中的普遍性功能与价值，彰显和推动社会科学的使命和担当。

在这些考虑中，最核心的是探索如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的乡村振兴路径，这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识到，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囿于其本身的有限资源，仅依赖村庄自身的内生性、内源性发展很难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宏观目标。也可以说，这些普通村庄的发展仅凭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能量的输入。而能量的输入需要通过流动才能实现。基于前期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我们认为，村庄可以通过产品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实现能量的流入。产品的流动指如“巢状市场”那样的乡村农产品向城市消费者家庭的流动，人员的流动指城市消费者或其他人向村庄的流动。我们将这样的发展路径称为“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

为此，自2020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申请获批各类项目总计757万元，用于探索太行山区普通村庄“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并在全县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这一探索的核心思想是，以农产品对接和农耕文化体验为载体，推动乡城之间的密切互动和融合发展，实现农产品的乡城流通和城市人的城乡流动，从而赋能乡村发展。我们扩大和深化乡城互动，拓展“巢状市场”模式，创新升级版“巢状市场”，建立“巢状市场”联盟，在易县全域推广覆盖，带动全县种植业、养殖业的升级和食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我们开展村庄文化大院建设、村庄环境整治提升、民宿服务提质升级、适老服务项目建设、村庄社会建设、农民组织化机制探索、基层党建提升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行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才培养和研究生“挂职”活动，建设农耕文化与耕读教育基地和讲好中国故事基地，并深化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化合作。所有这些行动都在不断进行和探索之中。

（一）产品出村工程

在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行动中，产业发展一直是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在“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设计中，我们必须对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的产业发展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基于多年来对村庄的认识、研究和理解，我们认为这类村庄产业发展的理念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通过小农户的生产、对接与流通，将村庄农产品送到城市去，可称为“产品出村工程”，其中小农户生产、城市家庭消费、“巢状市场”对接是三个关键行动。二是通过农耕文化的展示、体验与交流，将城市人吸引到村庄里来，可称为“人员进村工程”，其中吃住在农户、行走在田野、活动在大院是三个关键行动。

产品出村工程其实就是前10年巢状市场消费对接行动的延续、深化和拓展。在桑岗村，我们与村庄一起完善“巢状市场”合作社的组织机制建设，探索“企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引入一家地方企业，与村庄在种苗培育、农产品加工、品牌化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我们协助村庄制定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推进公司注册、制定财务制度。目前，村庄已经形成集体经济收入。在桑岗村巢状市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索拓展易县生态健康农产品与北京消费者的联结。2024年，来自桑岗村及易县其他很多村庄的农民、新农人与北京日日新学堂联合举办数次城乡市集。这一活动为促生更多稳定联结的“巢状市场”搭建了平台。2025年，“巢状市场”易县县域联盟正式成立。联盟设立易县“巢状市场”服务中心，并在南城司乡、狼牙山镇、桑岗村、岭子南村同步建立服务站，构建“一中心多站点”的县域服务网络。联盟引入云南“生态农人联盟”的共建共享机制和四川“玖农生活”的合作化平台模式，推动建立产品准入考核机制，强化品质管控与资源整合。联盟通过整合订单、共建供应链，有效降低了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门槛，推动红薯、杂粮、板栗等特色农产品稳定对接北京、上海等城市市场，提升农户收益与产业韧性。在多年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保定市要求复制推广易县“巢状市场”城乡联结模式，并组织各县培训“巢状市场”理念、制定相关推广及考核方案。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形成“巢状市场”企业化管理、现代化联结、规模化销售、小农化生产“四位一体”的运行模式。我们以小农产业为基础，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桑岗村巢状市场的成功运作经验，扩大“巢状市场”的覆盖面，推广地方“名”“优”“特”产品，促进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以“巢状市场”城市消费者对接为契机，以太行山区农耕文化的保护、挖掘和利用为基础，推动以农耕文化和耕读教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二）人员进村工程

人员进村工程是巢状市场消费者村庄访问行动的演化、升级和扩大。这里所说的进村人员显然不只指巢状市场的消费者，而是包括任何村外来客，只要他们能够在村庄吃住和消费，就可以给农户带来收入。这些人主要来自城市。那么，桑岗村这样的普通村庄何以吸引城市人到来，何以令他们愿意在村里停留？ 目前，全国一些以农文旅吸引外来游客的村庄常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游客看一眼就走了，饭都不吃，留不住人”（叶敬忠，刘娟，2023：213）。太行深处的这些普通村庄未必都有足以吸引城市人到来的特别景观或特殊景致。他们拥有的是非常平常、朴素的农耕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以小农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健康绿色食材和按照传统工艺加工出来的地方特色食品。这些可以吸引一些城市人来到村庄，他们的目的是体验农耕文化和小农生产生活方式。若希望来到村庄的城市人能够停留一两天甚至更长时间，则一定要让他们“有事做”或有空间开展活动。为此，我们在“人员进村工程”中设计了三个关键行动，即吃住在农户、行走在田野、活动在大院。

目前，桑岗村的农户已经具有非常丰富的接待城市人员来访、住宿、吃饭、体验的经验，因此“吃住在农户”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对于“行走在田野”，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村庄已经实施河道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程，目前正在规划设计约5公里长的环形生态步道。“活动在大院”的行动已经基本实施完成。这是为了方便组团来村庄的城市人开展各类论坛会议、研讨交流、联欢联谊等活动。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将原来废弃的村庄小学改造成极具地方建筑特色的“文化大院”，占地约5 000平方米。在文化大院内，我们新建约170平方米的圆形报告厅，可举办150余人的会议，已于2023年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场大型会议、论坛在此举办，有的是县域内会议，有的是国家级论坛，还有多场国际交流活动。该圆形报告厅已经成为易县县域内的地标性建筑。在原来小学教室的基础上，我们改造了3个研讨研习室，分别可以容纳20人、40人、60人。此外，我们正在建设展览展示馆，即农政博物馆，2026年春季将完成布展。农政博物馆的图文展览包括村庄史志、农耕文化、村庄产品、县域特色、团队扎根、国际考察、艺术在村庄等内容；实物展示包括太行山区乡村的各种传统农耕用具和生活器具等。这些展览内容和展示物件都是我们团队与村民一起经过多年的积累、收集和整理完成的。在文化大院内，我们还设置了文艺演出台，并正在规划建设交谈交流吧。自2020年甚至更早开始筹划，我们边申请经费、边建设、边使用，目前这个包括圆形报告厅、展览展示馆、研讨研习室、交谈交流吧、文艺演出台等综合设施的文化大院，已经成为地方小有名气的“人员进村”的“活动大院”。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在桑岗村建设了5套民宿小院，共26个床位；一个农户自己建设了一套民宿小院，共11个床位。这样，城市来人既可以选择“吃住在农户”，也可以选择吃住在民宿，或吃在农户、住在民宿。此外，我们从村落和田野两个方面综合策划和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我们团队的两位艺术教师将艺术引入乡村，通过艺术赋美乡村。他们从村口到村内设计多处微景观，并推进巷道砖石铺设、河道环境改善、生态山道铺设等计划实施，以全面改善村容村貌。未来，我们还将与村民一起探索规划包括露营、生态康养、休闲生活等在内的多样化新型业态，以形成集传统农耕文化展示、研学实践与学术交流、乡村康养与旅居体验等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吸引更多城市人口进村参观、体验、研学、培训、康养等。

（三）和美乡村工程

这是自2000年以来在村庄开展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行动的延续、改善和提升，目的是促进乡村的凝聚、团结、和谐，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我们继续开展农民能力建设，特别是围绕接待农户以及民宿的经营管理、菜品菜式等方面开展培训，提升农户接待和经营的能力与水平。我们继续推进村庄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村庄艺术队的建设，为城乡互动增添传统艺术表演和展示的内涵。我们继续加强村庄图书室建设和绿色生产倡导，以提升村庄的向上氛围和生态意识。

针对常住人口多为老人这一现实，我们正在探索以社区为基础的助老和适老化服务，内容涵盖助餐和卫生清洁等日常生活照护、医疗服务、风险防范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我们计划建设村庄“老年餐桌”、文化活动室、衣物清洁房等，并培育村庄专业护工和志愿服务队。我们将对村庄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和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同时关注农村老年人遭遇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问题，探索帮助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机制。此外，我们正在探索党建引领的村庄组织化建设、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与运营以及与村民的利益联结机制等工作，并鼓励和引导村内、村外各类群体与力量参与村庄发展。

（四）人才赋能工程

前面三类行动主要是围绕“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而开展的乡村振兴模式探索。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易县全域开展人才培养，集中师资对乡村振兴后备人才进行分类培训，开展“桑岗讲堂”“桑岗研习”等活动，启动青年干部人才培养、乡村人才培养和在地创业青年培育工作，为易县培育一支具有理解力、倡导力、行动力和创造力且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懂两爱”人才队伍。我们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食物体系构建与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多功能性与乡村多元价值、土地政策的理解与适用等开展培训，近500名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职业经理人参加了培训；为易县“局长大讲堂”授课，介绍近三十年扎根易县西部山村的乡村发展行动；为保定市下辖各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干部开展“巢状市场”理念与实践方法的培训；等等。

我们与县委、县政府协同组织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易县基层各类岗位长期“挂职”，根据县级部门、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企业等的岗位需求为研究生设定乡村振兴特别岗位，为易县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自2023年，我们先后组织4批共43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县政府办公室、组织部、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残联，坡仓乡、甘河净乡、桥家河乡、大龙华乡、安格庄乡、流井乡、白马乡、尉都乡、凌云册乡、独乐乡、高陌镇、西陵镇、梁格庄镇、西山北镇、塘湖镇，以及桑岗村、上白羊村、豹子峪村、宝石村、太行水镇（企业）、瑞熠天淀粉公司等部门、乡镇、村庄和企业开展为期8～12个月的“挂职”工作。他们直接参与和协助地方开展各类具体工作，根据需要提供培训、咨询等人才和智力支持，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在2023年7月底8月初的特大暴雨洪灾期间，挂职研究生全程参与救灾抢险以及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受到地方各级部门的肯定和赞扬。

（五）讲好中国故事工程

讲好中国故事是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不只在于讲述方式或话语策略，更在于对故事的选择。我们曾组织一些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调研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开始几年安排的调研地点主要在浙江省、山东省等相对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调研内容涉及现代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2023年，我们组织他们到桑岗村调研。留学生发现，在这样一个资源禀赋不具优势的普通村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以及政府对小农户和农村发展的支持，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留学生对此非常感动、敬佩。他们认为，一个如此普通的中国村庄已经达到他们国家城镇的繁华程度。留学生在这个普通村庄的体验和感受明显比他们调研其他发达地区和现代农业时强烈得多。与他们自己的国家相比，对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调研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精神气质，以及中国政府对普通小农户和普通村庄发展的支持。这些正是我们应该讲述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尤其是中国的农地制度、中国政府对小农户的支持、中国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投入偏向等都是精彩的内容（叶敬忠，2024）。

为此，我们将桑岗村以及易县其他乡村作为讲好和展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故事的基地和窗口，组织开展大量国际交流活动，取得非常好的效果。2023—2025年，我们两次组织在华留学生到桑岗村和易县县域开展研学活动，考察学习“巢状市场”的理念与效果、中国减贫战略与成就、中国土地制度、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等内容。2023年，我们组织140余位国际专家实地考察桑岗村和易县的减贫实践与成就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024—2025年，我们连续两年举办国际青年学者研习营，邀请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7位青年学者深入桑岗村及易县其他乡村，考察学习中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2025年，我们组织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12位农民代表深入桑岗村及易县其他乡村调研，考察学习中国农村家庭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的具体实践。2026年，我们组织来自康奈尔大学的14位师生到桑岗村和易县其他乡村考察学习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层实践。此外，我们正在筹划制作“中国在桑岗”新媒体系列，通过村民、中国学者以及留学生和国际学者的视角深入讲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层故事。

国际青年学者在桑岗村研学

（六）乡村振兴研究院工程

为了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城乡互动赋能乡村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探索，2023年9月，我们与易县人民政府合作成立“太行山区乡村振兴研究院”，旨在建设一个集行动探索、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研讨培训、社会倡导、国际交流、理论研究于一体的县级乡村振兴研究院。我们立足易县，辐射冀中西地区以及其他太行山区域，力争发展成为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乡村振兴研究机构，并努力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易县实践”。研究院围绕示范村建设、小农产业和农耕文旅发展、研究生乡村振兴特岗、乡村人才培养、讲好易县故事、研究院制度化建设等六个方面开展工作。研究院依托制度建设，多方位开展研究研讨，多渠道开展试验示范，多层次开展培育培训。

除了前面呈现的各项工作之外，2024年，我们团队16位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法学、艺术学学科背景的教授、副教授调研了易县全部28个乡镇（处），旨在全面了解易县发展现状，挖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特色经验和典型案例。2025年，我们团队20余位研究者围绕易县乡村振兴的各个领域展开实地调研，深入挖掘易县乡村振兴的实践做法、显著成效、突出特点与宝贵经验。作为目标成果，研究院将在试验示范方面探索形成乡村振兴的“太行山模式”，供全国其他普通村庄学习借鉴；在调查研究方面，隔年编撰出版《易县乡村振兴报告》，以总结太行山区乡村振兴经验，讲好太行山区乡村振兴故事；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办乡村振兴“桑岗大讲堂”，以培训县乡村各级管理和创业人才；在研讨交流方面，每年举办乡村振兴“太行山论坛”，以引领中国乡村振兴的学术和社会讨论；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发布“中国在桑岗”新媒体系列，通过多元视角讲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故事。

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这四个太行深处再普通不过的村庄，以及易县这片土地，自33 年前第一次踏入，我们已经持续扎根28年。作为社会科学团队，我们无法在此综合评价28 年开展社会服务的所有成果和带来的所有影响。但是，农民生计得到改善和提高，村庄得到建设和发展，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成果。此外，大学团队的长期扎根，对村里人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多年前，坡仓乡集市上一个理发店的理发师说，“来理发的人，如果是桑岗村的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们说话‘有礼貌’”。我们也明显感受到这些年来桑岗村等四个村庄的村民对子女读书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周边村庄。总之，作为仍然普通的太行山村，桑岗村等村庄如今已经远近闻名，常常吸引很多人来此参观考察。

（一）坚持行动的感悟

28年来，我们坚持开展以农民为中心的参与式发展行动，几乎每周都有老师或学生驻村工作，驻村累计超过10 000人·天。回顾过往，这28年的坚持，也非易事，其中充满无尽的感慨和感受。

我们坚持不求回报，不添负担。在2023年与易县人民政府合作建立“太行山区乡村振兴研究院”之前的24年里，我们在四个村庄开展所有项目的经费均从外部申请获得。28年来，我们从未在地方报销支出过任何费用，从未给村庄带来任何费用负担，从未从易县拿回任何报酬。团队师生一直吃住农家，自第一天驻村，所有师生按照每人每天35元（1996—2005年）、50元（2005—2010年）、80元（2010—2018年）、100元或120元（2018年至今）的标准向农户支付食宿费，从未有过例外。在开始的数年里，团队师生经常使用村民家里的固定电话，我们均精确记录通话时长，并支付费用。

我们理解不易，坚持用力支持。我们非常理解易县这样的原国家级贫困县尤其是发展水平排在全县后20%的乡镇和村庄的不容易，因此我们在从外部申请获批的所有项目中，都没有对县乡村三级或农民提出配套的要求。农民即使在自家门前修建道路，项目也会支付工钱。2020年后，我们无法如之前那样为各类乡村振兴建设工程整体性申请获批外部项目，我们就从各种可能的小项目开始，一个一个申请，一点一点建设。

我们怀抱理想，坚持用情工作。我们团队的老师和学生可以称得上是有理想的人，这令我无比自豪。我们每次都是从北京驾车直奔村庄，不会在县里或乡里停留。最开始的10年，我和一位女老师分别驾车，再带上其他老师和学生往返村庄，单程需要驾车4～5个小时。每次途径易县县城至大龙华乡那段繁忙国道时，我们都会对路上快速行驶的运煤和运矿石的大型货车感到紧张。那位女老师驾驶的车辆几次在从坡仓乡政府往桑岗村的拐弯处剐蹭到边上的石头墙。1999年第一次到四个村庄开展为期一周的踏查调研和项目设计时，因为入住农户家中的事情尚未协调好，我们便住在坡仓乡政府边上的一个小旅馆，价格是每晚5元，不仅没有洗浴设施，而且房间和被褥的卫生情况也不如人意。可以说，我们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一直饱含深情和真情开展工作。他们很多是女老师、女学生，专业背景是社会科学而非土木建筑，但他们也得与村民一起到实地开展建设测量、计算工程量、监督施工等。28年来，我们团队的师生与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相处如同亲人，村民每次到北京送货或办事，团队都会有老师或学生邀请他们吃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偶有失落，坚持不离不弃。28年持续驻村工作，实际上也不太可能一帆风顺。也许因为我们的工作集中在易县西部相对贫困的村庄，而这些地方是县里关注较少甚至县级考察很少前往的地方，至少在1999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县里并不重视我们的工作。客观地说，虽然我们与村民相处非常融洽，但村庄也常有不给力的时候。一些村干部能力不强、缺乏事业心、相互不团结、使用项目经费不当、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而不和谐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深切感受到，村庄非常缺乏有理想、有胸怀、能真正为村庄集体事业操心谋划的干部。团队的一位女老师多次在村里亲自打扫大街，当问村干部是否可以一起干时，有的村干部说：“这我做不到”。在整个村庄，很多村民对集体事业的关心意识不高，我们曾多次努力动员，但效果并不理想。村民常常把研究团队看成是“公家”，只要我们发动组织的事情，无论是打扫自己村庄的卫生还是为自己联欢搬挪桌椅，村民都期待支付工钱。2020年后，为了建设文化大院，我们努力申请一个一个小项目、小经费，争取一点一点地建设，但村民对工钱的要求一点也不低。一位协调村庄建设的老师，几次提出退出村庄工作，因为“村里常常说好的事情，总是不做或做不到位”。团队两位艺术专业老师亲自为文化大院的研讨研习室地面刷漆，并手把手教村民如何勾兑涂料、如何刷漆，但当村民独自为剩余地面刷漆时，结果是天壤之别。文化大院里的圆形报告厅本来设计的是1.2米的下沉地面，结果施工队却将地面铺平，后来我们不得不重新下挖已经打上水泥的地面。我们团队曾无数次纠结是否要离开易县。我们经常想象，若换在其他地方，工作是否会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持了28年，不离不弃。

（二）坚守学术的成果

与28 年扎根太行深处乡村开展社会服务、探寻普查村庄发展路径相伴随的是，我们28年来以这些发展行动为载体、以这些普通村庄为田野持续开展学术研究。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在开展乡村发展行动的过程中虽然可以有自己的期待和感受，但前面呈现的一些“失落”，恰恰是社会的“真实”，是社会研究需要面对的“现实”。因此，我们对开展村庄发展行动的28 年坚持，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将村庄作为学术田野的坚守。我们以学术研究滋养社会服务，以社会服务丰富学术研究。

在农民生计提高和村庄建设发展等实践成果之外，我们团队以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以及周边其他的易县村庄或乡镇为学术田野，开展主题多样的学术研究，取得大批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政策和社会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达36篇、硕士论文达60篇（表2）；已经发表学术期刊论文数百篇，出版中英文专著近50部。其中，《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这是在巢状市场行动自2010年开展后第10年才完成的学术论文。该论文获得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高级别奖项，包括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4年）、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年）、第九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23年）、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七届“社会学优秀成果”（2021年）等。团队201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China‘s Peasant Agriculture and Rural Society: Changing Paradigms of Farming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5篇书评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此外，我们开展的很多其他大型研究，如“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等，研究问题的灵感都来自在易县这片学术田野上的观察和感悟。

基于这一学术田野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多篇政策建议获得中央领导肯定性批示，对国家的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2018年6月，基于巢状市场行动实践和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衔接小农生产和城市消费　实现稳定脱贫——对中国农业大学探索“小农扶贫”模式的调研》《中国农大探索“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新模式》被相关部门采纳或获得中央领导批示后，我们团队受邀到原国务院扶贫办做专题汇报。2018年8月，原国务院扶贫办在《扶贫信息》（2018年第68期）以《中国农业大学探索“小农扶贫”模式》为题向全国扶贫系统介绍我们在易县桑岗村等村庄开展的巢状市场消费扶贫模式。2018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自2010年就已经探索实施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使得易县桑岗村成为中国消费扶贫的发源地和早期试验场。

我们团队28年扎根乡村的社会服务行动和田野社会研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以及新华社等多家媒体的深入报道达数百篇。这些报道主要源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实施8年后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即大多数报道是在2017年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整版或大篇幅深入报道主要包括《教授的“小农”扶贫试验》（《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19日）、《对接城市消费助力农户脱贫》（《人民日报》2018年7月4日）、《创新2亿小农户长效脱贫机制，学者在河北做了一场小农扶贫试验》（第一财经2019年3月31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点对点”社群营销》（《经济参考报》2019年4月2日）、《用农民最熟悉的方式脱贫——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促山乡“蝶变”》（新华社2019 年4月29 日）、《“巢状市场”让农产品卖出了穷山沟》（《经济参考报》2019年4月30日）、《买卖之间，构建城乡信任——一个普通村庄的巢状市场观察》（《农民日报》2022年8月29日）、《田野与社会学家》（《中国青年报》2023年8月2日）、《把论文写在桑岗田野上》（《河北经济日报》2023年10月31日）等。其中，《田野与社会学家》还被《读者》2023年第21期转载。

28 年投身乡村发展行动和田野社会研究的过程，也是我们团队将村庄作为基地开展“行动育人”的过程。大量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实践行动和田野调研，取得了一系列教育教学和实践育人成果。其中，《“巢状市场精准脱贫”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产学融合实践教学和培养》获得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生实践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8年）；纪录片《巢》获得扶贫攻坚影像盛典高校单元一等奖、第二届青年影像盛典纪实类一等奖（2018年）；《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与乡村振兴创新路径探索》入选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农村发展领域第一批示范性教学案例（2021年）；我们团队被中共易县县委、易县人民政府评为支持易县发展优秀人才（团队），并获得消费帮扶特别贡献奖（2023年）；《“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获得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十佳案例（2024年）；《涉农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生“行动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得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5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社会科学研究生“行动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京师奖）一等奖（2026 年）；等等。

33年前的相遇，以及此后28年的扎根，我们团队在太行深处的这片土地上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在此过程中，我们对每一阶段的行动都有规划和设计。但是，回顾过往，似乎一切又如溪水一般自然流淌，其中没有什么刻意打造或主动迎合。2025年11月，我们大学一位校领导考察桑岗村，易县领导说这应该是我们团队在易县开展工作近30年来到访的第一位校领导；2025年12月，吉林大学一位知名社会学教授带队考察桑岗村，这是近30年来我们团队接待到访的第一位国内同行学者。我们深知，在基层做事，邀请安排这样的参观考察非常重要，因此在积极报告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反思：此事为什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 答案是，的确没想过。我们选择太行山区普通村庄开展工作的初衷是，深入村屯农家探索乡村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走进乡土中国深处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和逻辑。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些年扎根乡村的工作不是为了向外展示，而是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学者的内在需求。这些都是社会科学学者的基本精神气质和心理自律，当然这本身与各级部门的考察重视和关注支持并不相斥。

如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社会科学在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研究时，必须遵循逻辑、尊重规律。我们团队自1999年开始，将全部精力用在村庄建设发展和农户生计改善提升上，因此与村庄和村民建立了高度的信任。28年来，无论县乡领导如何更替，我们在村庄开展工作的坚实基础从未改变。若将县乡领导作为合作的发力点，一旦领导更换，合作也可能随之改变。此外，我们在2000—2009年开展的各种乡村建设活动，很多都是今日乡村振兴战略包含的内容，这并非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尊重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这一逻辑与规律。我们自2010年开展的巢状市场行动，在不需要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保持至今17年的平稳运行，就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内在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农村仍将有四亿多人口”（习近平，2022：276）。太行深处的这些普通村庄并没有多少资源，也没有多大产业，如何让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安居乡村、乐业田野，如何让他们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国家非常关心的大事情。我们团队充分认识到探索太行山区普通村庄发展和振兴路径的重要意义，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理解和认同。一位县领导曾评价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虽然不一定能够给易县带来多少GDP，但却为整个国家最难解决的那部分人口找到了出路”。他还指出，“过去人们一提‘三农’，就想到农业；一提产业，就想到资本；一提发展，就想到把资本引进来、把百姓清出去。但是，你们的探索是从农民开始、从农民出发，再到农业和农村，这条路子是对的，因为你们想的是普通老百姓”。其实，对普通人尤其是边缘群体发自内心的关切，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关怀和精神气质。

对于涉农高校的社会科学团队来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扎根田间地头与村屯农家，应该是我们的日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习近平，2022：108-109）；“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37）。作为涉农高校的社会科学学者，我们应该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坚守学术田野，坚持服务社会。这既是我们应该担纲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作风和传统。

回首过往，乡村是我们行动实践的舞台，也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田野。通过扎根太行深处的桑岗村、苑岗村、南杜岗村、宝石村，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探索乡村发展；我们践行大学的功能和学者的精神，获得价值的满足和内心的安宁。

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发于学报2026年第1期

【该篇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