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故事︱忠贞廉朴的“大资本家”
发布时间： 2023-02-27 21:16:36 已阅读：1942年，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为了更有利于搜集情报，他根据上级指示放弃国民党中将教官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商界巨贾，并以此身份为掩护，高调出入商界、政界、金融界；同时，他还把家从重庆郊区搬到了市区的一座豪宅——忠烈祠3号，这里光客厅就有四十多平米，家中配男女仆人各一名，平日出入有固定的黄包车车夫为其服务，俨然一副大资本家的做派。
鲁自诚（1893—1969）
这名“大资本家”就是我党在革命时期隐蔽战线的功臣——鲁自诚。青年时期的鲁自诚，受五四运动影响，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寻求革命真理，远渡重洋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回国后，他积极投身革命事业，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为党工作。
1924年，鲁自诚经李立三、江竹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总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同年12月，中共天津市委一干人在鲁自诚的住处商议组织全市工人总罢工事宜，不料被特务发现，鲁自诚等人为掩护众人撤退被打伤逮捕。由于在他的住处搜出了罢工宣传品，敌人认定鲁自诚就是罢工的组织者，便对他进行轮番审讯，施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多种酷刑，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在他的胸口逼他开口。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鲁自诚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泄露组织秘密。敌人恼羞成怒，判其死刑并准备将其押赴刑场枪毙，途中正好遇上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大举攻入天津，行刑队见势不妙丢下死刑犯人四处逃散，鲁自诚在混乱中得以脱险。
因在狱中一年多，组织有了很大变动，加上天津时局混乱，鲁自诚脱险后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6年冬，鲁自诚得知北伐军到达武汉，便前往武汉对接组织关系，却因故未获认同恢复党员身份。次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突变，党组织撤离武汉，鲁自诚被留下开展隐蔽战线工作。期间有一年多时间，他以教授身份在北大、北师大、中大等大学讲授社会学；同时，秘密宣传革命理论、开展学运工作，在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力。
1931年2月，经中共北平市委审查，鲁自诚由刘健生、阮啸仙介绍重新入党，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一次，因外出组织工人罢工，鲁自诚被英国巡捕房视为嫌疑分子逮捕并关押。鲁自诚当时化名王子明，因不能暴露住处（即机关所在地），又无身份证明，只说自己是从宁波来沪寻找工作，暂无住址。两个月后，党组织设法将他保释出狱。出狱后，鲁自诚很快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继续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工作。
1934年12月，鲁自诚受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北平检查工作。到达北平时，因不知原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鲁自诚刚走进机关便遭到特务逮捕。有过两次被捕经历的他，自然知道如何巧妙应对敌人。面对多次审讯和上刑，他都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因没有证据无法定罪，敌人只能把他当作“政治嫌疑犯”送往苏州反省院关押。董必武得知后，多方协调才将他保释出来。第三次出狱后，鲁自诚立即前往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出任中共杭州市委代书记。之后他一直受董必武等人领导，在上海、武汉两地“检查工作，建立组织”。
抗战全面爆发后，鲁自诚受党的指派潜入国民党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1938年底，鲁自诚携家人随撤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抵达陪都重庆，随后进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以此身份为掩护，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并不时向国民党中高级官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42年秋，中国工矿银行成立后，出于更加有利于隐蔽战线工作的考虑，党组织指派鲁自诚出任该银行常务董事，从此“身份”由军人转为商人。根据南方局“勤交友”的指示，他经常邀约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工商界人士在家中聚会：这边，鲁自诚与男士们高谈阔论，伺机搜集情报；那边，夫人华韵三则忙着招呼宾客们的女眷，在客厅陪他们棋牌娱乐联络感情。在小女儿鲁克全出生时，鲁自诚还在鲁公馆内大宴宾客，以这种方式与社会各界名流保持密切交往与联系。因此，鲁公馆成了我党开展统战工作的秘密场所之一，章乃器、黄炎培等著名民主人士都是他家的常客，甚至周恩来也曾借鲁公馆会见过民主人士。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很多企业被变卖、转让；其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等人创办的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也在此列。南方局领导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国民党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为地下工作作掩护，遂派人给鲁自诚送来一小皮箱的“小黄鱼”（指5两重的小金条），相当于1000万法币的经费，买下了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由鲁自诚出任总经理；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公司的掩护作用，还特别聘请雷震继续担任董事长。
此时的鲁自诚表面上是大资本家，手握几家大型公司、银行商号，但私下里的个人生活却是异常的简朴：外面的西装光鲜笔挺，里面的衬衫却十分破旧，有时干脆穿上个无襟无袖的假领子；脚上皮鞋铮亮，内里的袜子却是各种补丁。虽然掌握着党的巨额资金，但鲁自诚毫无私心杂念，一心只为党的事业倾注全部精力。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名登门看望鲁自诚，高度评价了他为党作出的贡献，还奖励了他一袋延安小米和一大包根据地生产的紫红色粗毛线。华韵三用这些毛线给孩子们织了毛裤，一直穿了很多年。后来把旧毛裤拆开来洗的时候，很多毛线已经朽了，华韵三还是认真地把好一点还能用的毛线挑出来洗好晾干，并收藏保存起来。
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被鲁自诚“买”下后，变成了党的秘密“机关”：公司二楼有几间客房，主要接待一些路过重庆的南方局领导下的秘密党员，对外一律称是“客户”；四楼一个小房间设有一部秘密电台，专供南方局与延安联系使用。总公司下设公开对外经营的电工部，专营电器、无线电和收音机维修业务，一方面是掩护，一方面还可以创收给党增加经费。
有一段时期，国民党无线电管委会经常派一名叫李乐亭的人上门检查收音机。鲁自诚发现这个人经常找自己员工打探公司情况，并时不时地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凭着地下工作者的敏锐直觉，鲁自诚感觉对方来者不善，就主动与他套近乎。请他吃饭的时候，鲁自诚给对方大谈公司“党国”背景——董事长是雷震，陈立夫和陈果夫都有股份，大家都是“一家人”等等。一来二去，两人关系就逐渐拉近了。后来李乐亭妻子难产，鲁自诚特意让夫人华韵三前去帮忙照顾，这让李乐亭很是感动，对鲁自诚十分感激，两人开始称兄道弟起来。
有次吃饭时李乐亭主动吐露：“鲁大哥啊，告诉你吧，我是来调查你的。上头怀疑你是共产党。有人反映，经常有电波从你这里发出。”原来，李乐亭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上面派他来调查神秘的无线电波。听到这番话，鲁自诚微微一笑：“我这是有啊！我这搞无线电的，还能没有电波嘛？”李乐亭回道：“也是，这里有无线电，那有什么奇怪的。我来了才搞清楚，不是那么回事！大哥放心吧，没事儿了！”酒足饭饱后，鲁自诚客客气气地将李乐亭送走。神秘电波事件就这样被鲁自诚机智而巧妙地应付了过去。
除了秘密电台，鲁自诚还常常通过公司向解放区输送重要物资。公司下面有一个机械厂，位于当时重庆城乡结合部的菜园坝，厂里的十来个职工大多是党员，鲁自诚就把这里建成了党的地下物资转运站。他还利用国民党的内部腐败，花钱买通关系，购买了许多产自美国的军用发报机，让人把这些敏感物资拉到机械厂更换外包装，再以布匹、服装、肥皂等普通货物的名义转运到解放区，解决了解放区发报机稀缺的问题。
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鲁自诚虽然身处国民党统治区政商两界的“大污池、大染缸”中，但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忠诚品质，不为任何诱惑所动。正如董必武对他的高度评价——“鲁自诚同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作出一番业绩”，在一次次生死关头，他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心无旁骛地朝着自己认定的革命之路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谱写了隐蔽斗争战线上的传奇人生。
（来源：风正巴渝公众号）